前言
这是27年前的一段求医往事。患者是一位来自中原大地上朴实的农村妇女，忠厚善良，勤劳肯干，初为人母，却罹患了脑肿瘤，由于肿瘤压迫脑干和血管，在当时的技术水平条件下，医院直接判了“死刑”。
患者哥哥作为家中老大，不忍心看妹妹离去，辗转波折，多方打听求人来到北京作最后一搏。但求医之路异常坎坷，初到京城，无依无靠，医院人满为患，求诊无门，挂不上号。人世间最悲痛的事莫过于望着至亲离去，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患者及家属哥哥绝望悲痛之际，找到了首都医院神经外科吴斌主任。
“位置不好，但是可以手术。”手术难度虽然很大，但吴斌主任迎难而上，最终手术效果不仅大大出乎了家属意料，更让医生欣喜若惊：肿瘤不仅切除，术前担心的语言功能没有受损，而且术后5天患者就能下床活动。哥哥泣不成声，泪如泉涌…
尽管是已经尘封了27年的回忆，但跟随作者的笔触，我们仍能清晰感受到当时疾病凶险、求医之艰难、患者对生的渴望、家属绝不抛弃不放弃背后亲情的伟大，以及最后医生扭转乾坤的技术水平，无不让人动容感慨。
特全文转载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自小就向往北京，对北京有着无限憧憬，但是没有想到，自己第一次进北京，竟然如此让人意想不到。那是年。农历八月前后，妹妹查出了脑瘤。喝水呛，吃饭吞咽困难。眼花，看物重影，天旋地转，走路得扶墙。在当时农村，这样的病死亡率很高。医院，基本都判了死刑。后辗转到了稍微大点的地方——淄博和济南，都是一个结论：做手术当场死，不做最多还有5个月。瘤子在颅底，压迫着脑干和血管。看到妹妹怀抱着5个月的孩子，家人们悲凄哽咽声中，透着无奈和无助。妹妹始终紧紧的抱着孩子，目光中都是不舍和绝望。我的心被撕裂了。兄弟姐妹四个，我是老大。我们的家族在村子里很大，一个爷爷的兄弟有十四个，我排行第七。虽然一家子兄弟不少，但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，遇到这事，只有陪着落泪和叹息，更多是劝着认命，该吃的吃，该花的花。来家里探望的络绎不绝，从早到晚。孩子那么小，还吃奶，那么小就即将没有了娘，该咋办啊。好多人虽然口中不说，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把妹妹的孩子送人了。我不敢和妹妹对视，怕看见妹妹的眼神。无论我走到那里，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。我知道，自己现在是她唯一的一线活命的希望。*河口新淤地多，劳动力缺乏。妹妹很能干，地里的活都会干，为了不影响其他几个兄弟妹妹上学，主动要求辍学帮助父母劳动，放弃了自己学习的机会，结果四个兄弟姐妹考出来仨。在我们村近千口人中，女孩能下地干活的很多，但是14岁就扶耧播种的，仅她一人。这是个技术活，得跟上大牲畜行进的速度，得端稳装满种子的耧杆。地里一个来回，汗水就湿了头发。学校放寒假，我去理发的秀德大爷家串门，听到他赞不绝口的夸奖妹妹，心里一酸，偷偷的跑到没人处哭了起来。家里对她的亏欠太多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救我妹妹！哪怕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！我那个时候虽然参加工作了，但是毕竟认识的人大多是一辈子生活在小县城里的。经过四处求告，多方咨询，听说这个病要想有一线生机，除非去北京求医。北京，自己从一个传说中听说过。“孤岛蚊子大如鸡，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这个燕山旁边，就是北京城。那里，据说有红太阳，住过皇帝，非常的神奇和神秘。这样的地方不同乡下，该会有神医妙药，该会有神医扁鹊。我打定主意，决定到京求医。家里的大人们狐疑地看着我，见我头发直立如草，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，两个腮帮子骨头顶着皮。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人,到京求医谈何容易。父亲低声劝我。但是文弱的我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去北京的汽车。车窗外枯败的树枝，直插昏暗的天空。我蜷缩在座位上，迷迷糊糊的经过一天跋涉终于进了北京。当地的医生说过，这个病若是想碰碰运气，医院。因此，医院的方向，当晚在附近药检所的地下室旅馆住下。第二天，医院门诊楼，想挂个号。一进门，只见人山人海，脚也插不下去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这时，想起来出发前，曾经找到县里的一个领导。他有个亲戚在北京工作。我去他家里，求他帮助写了封信。领导写信时再三说，自己多少年也不联系了，只是个远亲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打开了信。信是写给一个老乡的，山东海阳人，过去在化工部工作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我按着地址找了去。一见面才知道，这是位七十多岁的奶奶。看了信，听说了妹妹的情况，她很同情我们家的遭遇，却一再说没什么熟人在天坛，原来有个姊妹在天坛干护士长也早退休了，实在没办法帮我。这个时候，我才真的绝望了。想到28岁的妹妹一天天走向死亡，我们却只能眼巴巴看着。想起妹妹怀里吃奶的孩子，想起妹妹2岁多点的大女儿……孩子懂事了，她看到家里的气氛，小手一直拉着妈妈的衣角，走哪跟哪，一步不离。这些天一直控制的感情一下子崩溃了，我扑通一下跪在老太太的面前，抱着她的腿，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那是一个男人绝望的哭嚎，是一个压抑了许久再也压抑不住的惊天动地的悲伤！为自己的无能为力，为苦命的妹妹，为妹妹幼小的两个女儿！老人也陪着我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我哥哥如果和你一样，当年我也不至于……。她喃喃自语，我也没有听清。最后听到她说，好孩子不哭了，我帮你去找人，咱们无论想啥办法，一定救你妹妹！就这样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一老一少，找到了还在晨练的那个退休多年的老护士长。这是一位气定神闲的老太太，个头不高，声音不大，话也不多。看来她们早就沟通过，看见我们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剑医院。她说，我们去找吴斌大夫吧。随即进了地下通道，七拐八拐上电梯，直奔神经外科第八病房。说来奇怪，医院，好几千人，我们在电梯里遇到的第一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，居然就是他！我当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医生的胸牌，上面豁然就是吴斌。那个护士长奶奶真是爽快，直接说，我们就是来找你，有个病人，你帮忙看看。他一边答应，客气的送别两位老人，一边把我带进了病房的医生办公室。他看了看我带着的CT片子和当地诊断书，说不是垂体瘤，应该是脑膜瘤。位置不好，但是可以手术。我几乎用颤抖的声音通知妹夫，连夜进京。这天，是农历八月十四。当天晚上，妹妹和妹夫就赶到了北京。不久，恰恰有一个女病人出院，顺利地住上了院。接下来就是各种检查。大约过了两个多星期，经过了方方面面的检查，如期排上了手术。那天早上，我推着妹妹，慢慢的往手术室走。妹夫早已躲在楼角，不敢让妹妹看见他的泪眼。我也不敢去看妹妹一直盯着我的眼神。心里七上八下。早上七点进了手术室。里边的病人，从10：00以后就断断续续的推出来，就是不见妹妹出来。我和妹夫一边门框靠着一个，眼巴巴紧盯着手术室的大门。不吃不喝，心急如焚。终于，下午5点多的时候，妹妹被推出来了。医生说，可能不能说话了。因为，瘤子在颅底，只能伤了部分神经破个窗口过去才能够到瘤子。想到以后妹妹变成哑巴，虽然心痛难忍，但是想到两个外甥以后有亲娘陪伴成长，孬里求好，心里还是有些许的欣慰。安顿好妹妹，我和妹夫回到了附近的地下室。一路上两个人默默无语。刚刚坐下，医院病房打电话到小旅店，叫我们马上过去。我们一听，第一感觉是以为妹妹有什么不测，赶紧跑了过去。一进门，却发现吴医生就站在妹妹床前，原来是妹妹麻醉清醒了。她居然能说话！妹妹醒来，昏暗的灯光下认出了床前的我和妹夫，轻轻叫了一声“哥”，顿时，我和妹夫泪如泉涌，泣不成声……手术五天后，妹妹已能下床活动。这才想起来，自己已经有二十多天没有上班了。赶紧往回赶。从北京回来时，我如同凯旋的英雄。在九十年代，*河口这么个小地方，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能死里逃生，被三里五村的乡亲当成了传奇。北京。天坛。吴斌。在我们家族里，成为时常挂在嘴边的菩萨。后来我辗转到了北京工作过57个月，家乡人口口相传，通过我找到吴斌大夫救治的脑瘤病人不下百人。他后来上过中央电视台，上过人民日报，现在是北京三博（脑科）医院副院长。当年能找到他，真是万幸。就在前几天，我去北京出差，还去看了看他。他刚刚下手术，神情矍铄，我指着他办公室里一张照片，说这就是当年你在天坛的时候？他笑了笑说，比那个时候还年轻。记得回到家的那天，几个好朋友给我接风，我一向不会饮酒，那天喝了个酩酊大醉。几个大男人，一起喜极而泣。这是我求医的一段经历。一段让我们全家永远难忘的时光。排版：李慧
编辑：蔡增蕊
审核：尹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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