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场重病，让父子二人以不同的方式被分别“囚禁”起来。
从11岁开始，刘立的生活空间就被压缩到了一间约1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
这个今年14岁的男孩患有重症肌无力，已辍学多年。
他的父亲参与走私被抓后，母亲出走，这个家也就彻底破碎了。
社工前往刘立家中看望他和奶奶。除特别署名外，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陈雷柱摄如今，刘立的生活中只剩下70岁的奶奶与他相依为命，二人靠低保与救济金度日。尽管过得清苦，但在奶奶看来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刘立要比其他同类的孩子幸运一些，“至少他听不到外面那些风言风语”。45岁的陈芳曾感受过“风言风语”所带来的歧视与压力。自从年丈夫因过失杀人入狱后，她独自一人带着一对儿女挺过了12年。她说，这些年她最多时打了四份工，经常被人议论、遭人排挤，就连上小学的女儿也没能逃过同学的调侃，“我很怕会给她造成心理阴影。”
与刘立奶奶一样，陈芳也曾“自觉”地将自己的孩子划离普通人群，称之为“这类孩子”，司法部年的相关调查中曾对他们做出统计称，46万在押服刑人员有未成年人子女，数量已超60万人。
此后15年间，这一数据虽未再公布，但各地的统计工作并未懈怠。据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显示，截至年10月，福建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已达人。上述报告称，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中，辍学率26.9%，心理问题发生率29.5%，网瘾、烟瘾等不良行为发生率22.4%，触法行为发生率21.2%，部分已沦为“事实孤儿”。
刘立家之前住的老宅已经坍塌。消失的父亲在福州市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，刘立床前两台电风扇因为停电早已停转，床边的地板上放着一把白色医用尿壶，壶口处连接着一根长长的导尿管，空气中泛着潮，夹杂着一股淡淡的异味。
5月12日上午，14岁的刘立半躺在床上随手翻看着一本《素描基础教程》，他说，那是妈妈买给他的，但他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见过妈妈了。
早从半年前开始，刘立的家里就只剩下他和奶奶付英两个人了。年2月11日，祖孙二人在一栋亲戚“借给”他们的老房子里，过了一个冷清的除夕夜。刘立觉得奇怪，他不知道父母去了哪里，他想问奶奶，但最终没有开口。
大约在春节前两个多月，刘立的父亲因为走私油料被公安机关抓获，此后不久，他的母亲也不知所终了。
付英今年已经70岁高龄，她回忆称，家里在刘立6岁前还是“像个家”的，尽管日子过得清贫，但终归是过得去。变故发生在年，那一年，刘立被查出患有重症肌无力，家人曾带他四处求医，从福州到上海再到北京，他们花光了积蓄，借遍了亲友，但没能遏制住病情的恶化。6年后，刘立11岁，已无法行走，最终辍学在家，从此再也没走出过自己那间约15平方米的小房间。
付英回忆，刘立辍学后，他父母逐渐接受现实，不再对孩子的病情抱有幻想，尽管家中开销不像此前求医时那么大，但欠下的外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几年前家中房子坍塌，一家人拿不出修房钱，最终搬进亲戚的一处老宅，才勉强有了落脚地方。此后几年间，刘立父母都在为生计奔波，父亲为了还债常年在外打工，通常几个月才回一次家，家人都不知他究竟在干什么。
年11月，付英突然接到消息称，刘立父亲因涉嫌走私罪被公安机关抓获。此后不久刘立母亲便独自离家，至今音讯全无。付英说，自从儿子被抓后，刘立从未问过他父亲的状况，刚出事的那段时间，家里曾陆陆续续来过一些人，提过这件事，“我是想瞒着他，怕对孩子造成伤害，但我想他大概是猜到了，他没有问，我也不敢说。”
如今，刘立已经与奶奶相依为命半年多，靠着每月五六百元的低保度日，社区的工作人员及公益机构的社工会上门慰问。付英说，经济上的困难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，最难的是，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，她已没有办法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孙子，“我不知道他妈妈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他爸爸会被判多少年，如果我走了，孩子该怎么办？尽管父母都还活着，但实际上他已经是个孤儿了。”
小雨爸爸在狱中寄回家里的信。尘封的家书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、一宗无从问及的犯罪、一次毫无征兆的出走，刘立原本圆满的家庭就这样彻底破碎，他的人生轨迹也就此发生改变。
9岁的林豪与刘立有着相似的经历，他在出生仅半个月后，就被查出胆道闭锁，甚至曾被“宣判死刑”称，若得不到有效治疗，可能活不到一岁。
“有效治疗”四个字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掏空了林豪父母的所有积蓄，他活了下来，但后续治疗仍是个无底洞。林豪的妈妈吴惠回忆称，林豪出生后，家里的经济压力剧增。年8月，林豪的爸爸因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，之后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。
吴惠在提及过去8年自己独自带着孩子求医的经历，仍忍不住流泪，不知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。林豪目前经过一次手术后病情已经稳定，但胆道闭锁要终身吃药，最终要肝脏移植，“我不知道孩子爸爸什么时候能出来，也不知道我们能扛到什么时候，我甚至顾及不到孩子在父爱缺失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性格缺陷，亲情对于我们这类家庭来说，有些太奢侈。”
“亲情奢侈”的说法在56岁的徐应兰看来，虽然无奈但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她在小儿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后，一手将孙子小雨拉扯大。过去的4年间，尽管儿子多次提出，希望徐应兰能将小雨带到监狱探视，但都被她拒绝，“我不想让孩子知道他爸爸在监狱坐牢，就连他写的信我都会小心藏好，不敢让孩子看到。”
徐应兰回忆，年，小雨的妈妈刚怀孕不久就被查出患了脑瘤，“小雨出生后不久，我丈夫又发生车祸。”一系列突变让小雨的爸爸倍感压力，从年开始，他辞掉了超市的工作外出打工，之后便很少回家。直到年底，家人收到公安机关的拘留通知书后，才知道小雨爸爸犯了法。
小雨爸爸被抓后，他妈妈的病情也越来越重，很快连路都走不了了，一家人无奈之下将她送回娘家，由娘家人照顾。如今，小雨已经9岁，在他的记忆中，早已不记得爸爸的样貌。徐应兰说，过去的4年多时间里，小雨爸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寄信回来，几乎每一封信中都会提到小雨，并多次请求父母带小雨来探视，但小雨对此毫不知情，“我知道他想孩子，但我不敢带小雨去”。
在徐应兰的家中，小雨爸爸寄回来的一封封信件被包得严严实实藏在柜子的最高处，她说，小雨现在已经识字了，她不能让他看到那些信。最近这一年，徐应兰总是会时不时盯着大门的门缝看，她说，邮局的人有时候会把信从门缝里塞进来，这让她很担心。在徐应兰心里，儿子的信中书写着小雨缺失的父爱，也藏着可能夺走小雨童年的“恶魔”。
树与根
澎湃新闻在近日的走访中发现，对于大部分服刑人员子女来说，亲情缺失是常态，与之相比，还有少数孩子曾面临无人抚养的困境。
在过去整整4年时间里，魏刚从未主动提到过自己的父母。年，魏刚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，在他倒在大树下那一刻，魏刚彻底变成了一个孤儿。
魏刚的一名远亲曹利兰说，魏刚的奶奶在他父亲病逝前两个月刚过世，那时候魏刚的家里已经没有人了，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因为杀害亲生女儿被判入狱。是曹利兰力排众议，抵住来自家里所有人的反对，收养了魏刚，“那时他已经5岁了，却还不会说话，不会搞个人卫生，甚至不会自己吃饭。”
在曹利兰的印象中，魏刚的家从他的母亲何欢改嫁过来后，就已经处于病态了。她说，何欢在嫁入魏家前就与前夫生下一个女儿，二人曾商议一起偷渡到国外生活，何欢为此从亲友处借来一笔钱，先将前夫送了出去，却不想对方走后便再无音讯。惨遭抛弃的何欢此后患上了精神病，在改嫁前就已经不正常了。
变故发生在魏刚出生的那年，年魏刚出生后不久。一天，何欢在带女儿外出时，将女儿推下河沟淹死了。案发后，经司法机关鉴定，法院认为何欢在案发时未处于发病状态，她也因此被判刑入狱。
魏刚的家自从何欢被抓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变得一团糟。据当地村民介绍，魏刚的近亲属大多都有智力障碍，魏刚出生后便一直处于无人照顾的状态，爸爸和奶奶都不会照顾孩子，致使魏刚长到5岁还什么都不会。
曹利兰到现在也不确定魏刚的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，她猜测可能是死于脑溢血或心脏病之类的突发性疾病，村里人对于魏刚父亲的死，大多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——年夏天，他带着魏刚走到村口的大树下时突然就倒下了，后来有村民上前查看时才发现他已经死了。那时，魏刚只是在父亲身边愣愣地站着，没有惊慌，也没有悲伤。
曹利兰记得，魏刚父亲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单，她作为远亲前去吊唁时，注意到了年幼的魏刚，看着他傻傻愣愣的样子，曹利兰心里一阵心疼。一番打听之后，她知道过去5年里，魏刚一直处于“散养”状态，近亲属们也没有人愿意抚养他。当晚，曹利兰就把魏刚带回了自己家，“我不能看着这孩子就这样在外面流浪，也不能让魏家这一脉在这里断了根。”
“不能断了根”在之后成了曹利兰面对家人反对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。经过四年的细心照料，魏刚现在看上去已经与普通孩子无异，但曹利兰知道，魏刚终究还是与其他孩子有些不同，他在被提及父母时表现出来的沉默，让曹利兰感到担心。她说，每当这个时候孩子都会想到村口的那棵大树，“孩子心里可能已经有了阴影，我以前觉得他那时小不懂生死，现在看来他心里什么都知道。”
一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一次活动中写给爸爸的话。受访者供图缺位与弥补曹利兰开始留意魏刚的心理问题，是从几年前他带魏刚去监狱探视母亲何欢时开始的。她说，决定告诉他母亲的入狱情况前，她曾犹豫过，但最终还是决定告知真相。曹利兰记得，魏刚第一次见到母亲时，母子俩都表现得十分沉默，几乎什么都没有说，之后的几次会面情况也并没有太大好转，“我想他们缺失的亲情大概很难补回来了。”
吴永才同样面临着亲情修复的难题，这个45岁的中年男人在12年前因过失杀人被判入狱，那时他的女儿还未满月，他在事发后匆匆回了趟家，甚至没来得及多看女儿一眼，就前往公安局自首了，留给妻子陈芳的，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满地的狼藉。
据陈芳回忆，年女儿刚出生时，丈夫与公公同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，因公公与工友发生口角，丈夫吴永才事后找对方评理，不料起了冲突失手将对方打死了。陈芳说，事发时她还在坐月子，吴永才出门前她曾劝他不要去，但没能拦住，“我是在晚上接到工友电话时才知道出事了，他中途回来时已经把人打死了，但什么也没有和我说。”
吴永才与其父亲之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7年，陈芳不得不在坐完月子后就外出打工谋生。她说，丈夫与公公双双被抓，自己母亲去世得早，娘家也没人能帮得了她。那段时间，为了养活两个孩子，她不得不去绣花厂找工作，将刺绣带回家里赶工，最多时，同时打了4份工。
因工作强度太大，陈芳的身体逐渐出了问题，受颈椎病影响，短短几年后她便无法伏案工作。为维系生活，陈芳去扫过马路，也捡过废品。她说，丈夫入狱那几年，经济上的困难和身体上的重压对她来讲都可以忍受，最难熬的是受到来自身边人的歧视和排挤，甚至有人当众对她进行言语侮辱。
陈芳说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她都咬牙坚持着，但唯独面对女儿时，她感觉到一股深深的愧疚。每次学校开家长会，都是哥哥陪着她去，尤其是当陈芳获知有同学用爸爸坐牢的事情调侃女儿时，她几乎要崩溃，“说实话，那时候我很恨他（丈夫）。”
之后，陈芳从同乡处听说，有同乡的孩子因为父母坐牢被同学孤立，不敢和人说话，她开始时常与女儿谈心，教她做人的道理，甚至说服自己带着女儿去监狱里探视，想以此打破爸爸在女儿心目中“坏人”的形象，“收到了一些效果，但她始终没有主动提起过爸爸。”
年11月，吴永才经过4次减刑后出狱。他说，自己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很想孩子，他努力改造争取减刑，就是想早点回家，弥补自己对孩子们缺失的父爱，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，他突然发现，自己在女儿的生命中缺位太久，已很难弥补。
无形的囚牢
吴永才至今仍对女儿学校的亲子活动耿耿于怀。他说，在狱中服刑时，妻子曾不止一次提到过此事，他曾暗下决心，等出狱后一定要以父亲的身份，陪女儿参加一次亲子活动。
出狱已半年有余，一家人曾经期盼的亲子活动却没有人再去提及。吴永才说，服刑的这些年，妻子和子女们都过得很苦，他很想弥补但找不到方法，现在只能通过努力赚钱表达对他们的歉意，但这对于孩子情感和心理上的创伤修复作用十分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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